“如果中国老百姓的健康依托的都是老外的标准、诊疗仪器设备和药品，全民健康从何谈起？全面小康又从何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即将召开的会议恰逢其时、非常必要。”
说这番话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院士，会议指的是将于10月13日—14日举行的全国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工作会议。
国庆长假前夕，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教司、中华医学会、中华预防医学会联合组织专家座谈会，探讨科技创新如何更好地在健康中国建设中发挥支撑和引领作用。
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教司司长秦怀金在会上忍不住再次谈起了两个95%的窘境：我国95%的专利药、95%的医疗设备被国外公司垄断，而这正是导致看病贵的重要原因。
“‘十二五’期间，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出24个国际国内首创的1类新药，非常了不起，但这只是点上的突破。”秦怀金说，全面打破国外垄断，医学科技创新任务很重。
有统计显示，2015年，我国药品和医疗器械市场总额分别为13775亿元和3080亿元。如此大的市场掌握在外国企业手中，怎么办？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高福院士提出，科技创新要突出“创”，要形成理论，引领世界，不能总停留在跟随模仿阶段。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樊嘉教授则表示，创新的目的是应用，我国临床医生的发明专利并不少，但转化率仅为5%—10%。“举例说，在‘十一五’‘十二五’期间，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有很多发明专利，也搞了很多有苗头的新药、试剂盒等等，但是能够被批复的，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几个。大家做了半天，发明了，转化了，也跟企业合作了，但就是很难获批。”樊嘉说，这里有观念问题，不能因为国外没有我们就不给批，如果不理顺从创新理念、研发，到审批、定价等全过程，很难实现真正的应用。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院长董家鸿则提出应该更加重视临床的研究，更加重视临床医生在健康医疗创新当中的作用。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所强伯勤院士进一步指出，临床医生就应该做好临床，不一定号召所有的临床医生为了晋升，每个人都写论文，不要把所有临床大夫都挤到基础研究上。
这一观点得到了北京协和医院核医学科主任医师朱朝晖的附议。他说，现在临床医生的创新积极性并没有被挖掘出来，应该通过更多的激励政策和更科学的评价机制，让临床医生把接触病人过程中产生的新想法，通过和技术人员的合作，形成真正创新的产品，把我们丰富的临床医疗资源，转化为标准的、规范的临床研究资源，最后变成为老百姓服务的能力。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姜保国现身说法：“我是骨科医生，骨科用的大部分器械，板、钩子都是国外的，像关节等并不适合我们，因为中国人的解剖数据和外国人的不一样。但是如果我说要发明一个板子，很难得到经费支持。国家提倡把文章发表在祖国大地上，怎么用我们的科学研究解决现实问题，值得思考。我觉得临床研究还是要支持临床短线，支持能够快速回到临床、服务于病人的研究。”
姜保国同时指出，中国的医疗企业，更多的是在拷贝人家的东西，没有把精力放在创新上。国外很多类似的小东西的研发都是企业在投。他呼吁，国有企业、银行、有远见的民营企业都应该关注医疗器械行业，在这个领域里做出些真正有创新性的东西来。
中华医学会秘书长饶克勤认为，整合与学科协同是医学科技创新的重要途径，要进一步调动社会力量，激发全民创新的能力和潜力。
说这番话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院士，会议指的是将于10月13日—14日举行的全国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工作会议。
国庆长假前夕，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教司、中华医学会、中华预防医学会联合组织专家座谈会，探讨科技创新如何更好地在健康中国建设中发挥支撑和引领作用。
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教司司长秦怀金在会上忍不住再次谈起了两个95%的窘境：我国95%的专利药、95%的医疗设备被国外公司垄断，而这正是导致看病贵的重要原因。
“‘十二五’期间，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出24个国际国内首创的1类新药，非常了不起，但这只是点上的突破。”秦怀金说，全面打破国外垄断，医学科技创新任务很重。
有统计显示，2015年，我国药品和医疗器械市场总额分别为13775亿元和3080亿元。如此大的市场掌握在外国企业手中，怎么办？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高福院士提出，科技创新要突出“创”，要形成理论，引领世界，不能总停留在跟随模仿阶段。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樊嘉教授则表示，创新的目的是应用，我国临床医生的发明专利并不少，但转化率仅为5%—10%。“举例说，在‘十一五’‘十二五’期间，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有很多发明专利，也搞了很多有苗头的新药、试剂盒等等，但是能够被批复的，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几个。大家做了半天，发明了，转化了，也跟企业合作了，但就是很难获批。”樊嘉说，这里有观念问题，不能因为国外没有我们就不给批，如果不理顺从创新理念、研发，到审批、定价等全过程，很难实现真正的应用。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院长董家鸿则提出应该更加重视临床的研究，更加重视临床医生在健康医疗创新当中的作用。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所强伯勤院士进一步指出，临床医生就应该做好临床，不一定号召所有的临床医生为了晋升，每个人都写论文，不要把所有临床大夫都挤到基础研究上。
这一观点得到了北京协和医院核医学科主任医师朱朝晖的附议。他说，现在临床医生的创新积极性并没有被挖掘出来，应该通过更多的激励政策和更科学的评价机制，让临床医生把接触病人过程中产生的新想法，通过和技术人员的合作，形成真正创新的产品，把我们丰富的临床医疗资源，转化为标准的、规范的临床研究资源，最后变成为老百姓服务的能力。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姜保国现身说法：“我是骨科医生，骨科用的大部分器械，板、钩子都是国外的，像关节等并不适合我们，因为中国人的解剖数据和外国人的不一样。但是如果我说要发明一个板子，很难得到经费支持。国家提倡把文章发表在祖国大地上，怎么用我们的科学研究解决现实问题，值得思考。我觉得临床研究还是要支持临床短线，支持能够快速回到临床、服务于病人的研究。”
姜保国同时指出，中国的医疗企业，更多的是在拷贝人家的东西，没有把精力放在创新上。国外很多类似的小东西的研发都是企业在投。他呼吁，国有企业、银行、有远见的民营企业都应该关注医疗器械行业，在这个领域里做出些真正有创新性的东西来。
中华医学会秘书长饶克勤认为，整合与学科协同是医学科技创新的重要途径，要进一步调动社会力量，激发全民创新的能力和潜力。
与会专家还表示，在鼓励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政策，有些还需要细化，需要与财税政策等做好衔接，而在单位内部，也还存在着“最后0.5公里”如何妥善处理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
资料来源：科技日报
